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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2020-04-15 10:20:18 点击数: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迎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逝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它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期开辟对西域的交通后,西域各国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人准备了条件。

    1介绍时期—汉朝至东晋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准确时间,至今说法并不统一。一是说张鸯出使西域时,自大月氏那儿“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中西交往的日益发达,佛教逐步输人中土内部〔。西汉哀帝时,佛教及其经典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一是说东汉初年,明帝夜梦神人,以为佛,遣使西行,在西域抄回佛经42章,于洛阳城西雍门首建佛寺—白马寺,并让两位印度高僧在此翻译佛经。

    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翻译的主要是禅经和《般若经》。这时期,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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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融合时期—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年的战乱及中央统治集权的衰弱,佛教在中土赢得了发展的黄金期,不仅拥有广大的民间信徒,而且得到统治集团的青睐。在这些集团的支持下,佛教孝道思想更加旗帜宣明的展示着自己的宗教内涵。东晋佛教领袖慧远法师把人分为出家与在家两种,认为在家之人耽于情欲应受王化,而出家人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故可不受王化。此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人。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鸿摩罗什和僧肇等。重要佛学思潮,一是般若学空论,二是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这时,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可称为佛玄合流。所谓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书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现实政策而发展成的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它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撞的开端。这一时期,玄学与佛学虽然合流,但仍保持了自己的特点。佛教僧侣始终是号召出世的,并意识到佛经与老庄有潜在的不同。慧远幼年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却在学习了《般若经》以后,公开抛弃了儒家.“儒道九流,皆糠糟耳”,玄学“对天独绝之教,不变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语其优劣,亦已明矣”。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人中国并扎下根来,开始影响中国文化。但在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原始引人和初步发展,并未对佛教教义进行中国式的阐发,没有完成佛教中国化的任务。这一任务是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完成的。

    3创造时期—隋唐

    虽然南北朝时期毁佛、灭佛时有发生,但大多数帝王仍是信佛、按佛,故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隋唐是则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修持体系,师道相传,谨守不变。唐统治者(除唐武宗外)实行儒、佛、道三教并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补,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至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后,则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已衍化为中国化佛教,标志着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化佛教—禅宗。

    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成功的莫过于禅宗。而禅宗的最大特点,就是儒学化。这种儒学化集中体现在人性化、心性化。禅宗把佛变成人,把佛性诉诸心性,从根本点上把佛教由一种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由一种外来的宗教,变成一种中国的宗教。人们在探讨中国佛教从唐宋之后所以会出现诸宗式微,而禅宗独盛的根本原因时,虽然也可以从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等方面去寻找其中的缘由,但从思想层面上说,儒学化无疑是禅宗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代表的最根本的原因。

    4儒化时期—宋至清

    表面上看,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官方哲学,以至于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儒家哲学的胜利。但实际上,理学正是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有了回应之后的产物,从而也确定了佛教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佛教哲学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在近一千年后的宋明时期才完成了回应。而完成回应的出现,也就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

    在中国思想史卜,佛学与儒学的关系极为重要。自两汉之际佛法东来,东方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开始了一场历时久远、影响宏阔的文化大碰撞、大交融。而在佛教与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当以与儒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儒家学说方面来看这种渗透和融合,有较大理论影响的思想可追溯到唐代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

    从学术上说,佛学对儒学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宋明理学的形成。隋唐佛教哲学的充分发展,为宋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可以说,没有隋唐佛教哲学也就不会有宋明性理之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他们的学说都与佛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宋明之前的儒家,采用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宋明理学则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韩愈激烈地排佛是因为佛教势力空前膨胀,严重地影响了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发展。而他为重振儒学所构建的所谓儒家“道统”说,则显然是受了佛教“祖统”、“传灯”说启示的产物。李翱作《复性书》,其对佛学,特别是禅宗的吸收更为明显:他在佛学丰富的形上理论的启发下,致力于从《周易》、《中庸》、《大学》中发掘儒家的形上理论,提出了具有本体意味的“诚”的观念。同时,在佛性论的影响下,又提出了“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的观点,与佛家论佛性一样,他认为此“性”并非圣人独有,而是一切众生所悉具。区别只在于圣人不为情所惑,而凡夫则是“性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溺于情而不见性”。故欲成圣,只有“弗思弗虑,情则不生”⑤情既不生,则无以惑其性,即可达“至诚”而成圣。这种“复性”说,是对传统儒家情性二元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宋明理学尊性去情,“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源头。

    5复兴时期—近代佛教。

    此期,由于受到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佛教思想也无形中受到国外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佛教部分理论成为沟通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思想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一些倡导改良运动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者,对佛学理论都有所发挥。并且和新的思潮结合在一起。以佛学的“慈悲”、“众生平等”和“依自不依他”等观念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相结合,引申出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理论思维转型的需要。儒、道、禅的认识模式和思辨方法,不足以回应西学,而能与填密的逻辑分析的理性思维相抗衡、融会的,在思辨程度上与中国走向近代化相协调的,正是古已有之却失传千年的因明学与唯识学的思维资源。因此,近现代佛学的复兴,特别是唯识学的复兴,是回应西学冲击和中西方文化思想交流的“媒介”,与新儒学的形成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济相生的。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超越性是不可或缺的,在为世人提供特殊的终极关怀同时,还在理论上为其终极信仰做出了系统的论证。另外,佛教重视当下现实生活,提供现世关怀,这除了表现在从事各种具体的慈善事业外,还表现在教理上对人的心灵、精神以及行为上的慈悲关怀,这是佛教世俗性的一面。佛学又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人生哲学。人间佛教的切人点是人,学佛从做人开始,即把心灵净化、人格提升作为学佛成佛的基础。心灵环保不仅利己,而且利人,从心灵的净化、行为净化而实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净化,真正实现,’,心净则佛土净”。心灵环保在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地位与价值,佛教在这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特殊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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