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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器的产生与灵魂崇拜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并且与生者之间仍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能够干预生者的祸福,因而对死者的灵魂存在着一种既亲近又畏惧的复杂心理,既有无法割舍的亲情、真切的怀念、敬爱,又对之有所祈求、期盼。为表达哀思并博取亡灵的欢心,首先需要满足其需求,敬献衣食住行等一应祭品,再现生前的生活方式。明器作为“送死之器”,是实物的仿制品、替代品,徒具其形而并无其实,与生活实用品差别很大。一般来说,明器制作比较粗糙,所用材料价值低廉。最初的明器多以石器、玉器、陶器、木器、漆器、青铜器等硬质材料制作,不易腐烂,下葬时伴随死者入土殉葬。纸扎明器自唐代开始出现、宋代得以普及,引发了中国丧葬礼俗的重大变革,致使明器的使用方式由掩埋改为焚烧(这是由纸材料的特有属性所决定的),即由作为随葬品陪伴死者长眠于地下,改为化作青烟随死者的灵魂飞升至天上,相应的丧葬仪式活动的重心也由地下转移到了地上。

    从功能上来说,纸质明器的作用与陶、木等明器或实物随葬品是相同的,使死者在阴间仍能享受人间的生活方式和财富,满足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所以明器的内容变化不大,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然而明器毕竟是有形无实的仿制品,为何能被当真呢?这是因为在民众的观念中,阴间的鬼魂和现世的人是有差别的,鬼魂无需使用实物,象征性的物品己足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仿制品虽然有形无实,但在民众心理上己经被预设为合理的。而纸扎将这种仿制推到极致,不仅样式是仿制的,连材料也用了替代物,象征意味更加浓厚。以纸制物送
与死者使用的观念,早在魏晋时已有,例如纸钱的使用。唐人加深了这种观念并扩大了纸质器物的使用范围,认为鬼所用之物皆为纸质。《太平广记》卷三五一引唐张读《宣室志.李重》记述李重病重,有二鬼前来探视,“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唐临《冥报记。睦仁蓓》曰:“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说明鬼用纸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认为鬼魂使用纸质明器,应是人们为不再给死者随葬实物而制造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除了观念上认为人鬼必须有所区别的前提设定,主要还是出于实际考虑,纸质明器制作简单,造价低廉,节省财力物力,而且可简可繁,可多可少,仪式程式上并没有俭省,能够满足生者表达对死者的供奉和哀悼的需要,因而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也体现出一种生活的智慧。这反映出民众信仰观念的变化,对鬼神的崇拜更加世俗化、功利化,更加注重礼俗的社会功能,使祭祀体现出深厚的人情味,仪式中关注的重点也由服务于死者改为彰显生者之孝与富。
    人们为了强化使用纸扎的合理性,又设定了一种送与死者的方式一一焚烧。民间常说“看来是假,化去是真’,,认为把这些象征性的纸制祭品烧成灰后,死者便可以直接得到、永久使用。宋洪迈在《夷坚丁志·海门主簿》中记载:“通州海门县主簿摄尉事,入海巡警,为巨潮所惊,得心疾。谓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奈归计何?’妻讶其不祥。簿曰:‘有妇人立我傍求排背子,宜即与。’妻缝绊纸制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失一据耳。妻诣昨焚处检视,得于灰中未化也,复为制一衣。”’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民间认为鬼魂会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为了平复他们的怨念,防止遭其迫害,必须满足其所求、所需,即烧送其所求物件,并且在焚送的过程中必须焚烧彻底,才能使亡者收到完整的东西;若是所焚烧的器物有所破损、疏漏,亡者所收到的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可以说,供奉、烧送纸扎,与“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供奉方式是一样的,心意表达到即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纸扎又可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对于民众的意义绝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阴间世界与现实世界幸福生活的希望。因此,纸扎看似为死者准备,实质还是为了满足生者的各种需求。
    纸扎并非实物,而是艺术化的造物,从而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供奉品,具有以假当真的特点。纸扎之物虽然是假的,但献祭者悼念和供奉的情感是虔诚的、真实的,因而纸扎作为情感的物化表现形式,假的物品也具有了真的意义。自唐
代以来,虽然纸扎的样式处于变化之中,但其内在文化含义、蕴含的信仰观念与情感并未发生变化,始终反映着民众的灵魂观念、情感诉求,寄托着民众追求幸福(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强烈愿望。也正因为此,纸扎才能在当今时代大潮中依旧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