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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的碰撞

2019-11-18 13:39:56 点击数: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与中国传统儒教的风俗伦理、政治理论发生了直面冲突,儒教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但佛教辞亲出家、剃发受戒;儒家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上之滨,莫非王臣”,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君臣之礼,臣民礼拜君王是理所当然,视僧人也为臣民。但是佛教认为出家修道自成规矩,不必倍守世俗礼仪。东晋僧人慧远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一篇传颂千古的护教之作。当时独揽军政大权的桓玄认为王者有“通生理物”之作用,僧人对王者不能“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而慧远回敬:有两种类型的僧人,一类是世俗的居士,是要遵守世俗礼仪的,另一类是出家修道的僧人,他们是“方外之宾”,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理想和礼制规范,不与世同礼。最后桓玄并没有被慧远说服,但放弃了这场争论。这场貌似慧远胜利的争论标志了佛教真正合法地进入了中国社会,但是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的问题上,后世的事实很清楚,唐玄宗诏令僧尼“见天子必拜”、兼拜父母,出家人从此见到皇帝就要礼拜。儒佛之冲突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命运问题。从东晋开始,这便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人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生死寿夭的因由是什么。儒教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天命论,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只能乐天知命,安于所受。二是善恶报应说,即冥冥之中有赏善罚恶的主体,现世现报,或者赏罚延及子孙后代。佛教也宣扬报应说,但佛教的报应说是轮回报应说,认为现世现报的祸福之报常与现实不合,佛教的报应是后世报应,二生、三生·一百生……,报应必定会有,但不受时间限制,自作必然自受。这比儒教现世报应之说圆通、高明,比宿命论积极、灵活,对信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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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和道教都是在中国本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源流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儒家和道家思想。儒教和道教在共同发展中其思想也有许多碰撞之处。比如在人问题上,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参与政治,注重礼教,人应该在当下社会尽其所能,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而道家主张出世清修,无为而治,自然高于礼教,天地万物皆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如果拂规律而治之,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唯有顺自然而发展,万物才会欣欣向荣。在生死问题上,儒家一向对鬼神是敬畏的,如对待家人的死亡,更是尊敬加坳哭,以表示心里对死者的哀悼和对亡灵的慰藉。可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妻子死亡时,庄子竟然“鼓盆而歌,他认为,人本来没有形体,后来因气的变化而有了生命形体,又因气的变化而死去,这就像四时运转一样自然,死去的人安寝在大自然中,活着的人却为之坳哭,这不是通乎命运。庄子看透了生死利害,不受任何世俗牵累,真正达到了精神自由快乐,这与儒家的生死观格格不入。后来道教中宣扬长生不死之术,与前面所述儒教所认为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生死观也是不相符合的。
    西晋道士王浮伪造了《老子化胡经》,说道教的教祖老子西涉流沙,入天竺为佛,从事传教,化导胡人,释迎摩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他利用了东汉以来传说的“老子化胡说”来说明道教资格比佛教老,抬高道教的地位。这样就导致了佛道之争。以《化胡经》为缘由的佛道之争后世依然很激烈,这里不一一列举。然而这一事件在当时没有引发佛道之间非常大的冲突,是因为当时佛教初传入中国,势力很小,还不能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人们的信服,没有实力与中国本上的道教相争。当时甚至一些外来佛教僧侣默认了此种说法,还掌握了一些道教方术,用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
    三教的碰撞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三教一直以“冲突”作为其发展的主题,为了抬高自己而打击其他,那么各自生存的空间会非常狭小,最终某一个或两个宗教可能会被历史淘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教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体现了当权者的利益。所幸佛道二教都知晓“适者生存”这一道理,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作了改革,以适应当时的补会。为自己争得了十存的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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