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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教的融合

2019-11-18 13:43:39 点击数:

    牟子在三国时期作了《牟子理惑论》,表达了自己的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第一,他认为评论一个人孝与不孝要看精神实质,而不单单从形式上看是否“违于身体发肤之义”,《史记·周本纪》说,周祖先古公有三子:太伯、虞仲、季历,因古公有意立季历为嗣,以便最后传位给姬昌(周文王),太伯与虞仲两人为此逃到“荆蛮”,文身断发,让位于季历。孔子因为他们顺从父命而称赞他们。所以牟子认为,沙门修行也是合乎儒家“至德要道”的,不应因剃头而受到责难。第二,妻子儿女是过世俗生活所需要的,“清躬无为”是佛教义妙义之所在。伯夷叔齐离国出走,为“义不食周粟”而逃入首阳山饿死,对此,孔子称他们是“求仁得仁者”而没有讥讽他们没有后代。既然如此,沙门为修美好道德而离开妻子家庭,放弃世俗的享乐,也应当认为是高尚的行为。第三,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牟子认为追求形式上的德是没有用的,儒家称颂的三皇时代,反对华丽,谁能指责他们没有礼貌道德呢,所以,沙门不敬王者的行为与他们相似,不能认为佛教脱离了周孔之教。在此,牟子极力论证佛教的道与儒家、道家的道是相符合的。第四,他认为按佛教教义行善,不仅能使自己摆脱生死,也会使父母兄弟在来世得到好报,这与儒家的仁孝伦理是完全符合的。牟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三教一致论的人,虽然牟子用儒道去解释佛教,其中许多比附和论证十分牵强并且不合佛教原义,但佛教也正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改造才最后发展成中国的佛教的,这也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体现出佛教在中国不得不与儒道相融合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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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社会上生根,就必须依附中国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所以,佛教便有意迎合并依附黄老方术,《四十二章经》中有:“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最大"9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这与黄老道家的思想和用语十分相似。东汉时黄老已与社会上流行的道术和谴纬迷信合流,成了神仙方术的代称,因此,早期佛教对黄老的依附更直接地表现为对神仙方术的迎合。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往往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拉拢信徒,扩大影响。这样,佛教为自身在中上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两晋时期,社会动荡,老庄玄学盛行,清谈玄风,为佛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汉末支谴传入的大乘般若学,以假有本无来论证“一切皆空”,既适应了当时社会上人们关注个人生死祸福问题的精神需要,也与当时谈无说有的老庄玄学有相似之处,所以人们纷纷倾心于对般若思想的研究,并在玄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的“六家七宗。

    魏晋时候,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是和封建的纲常名教紧密结合的,它强调要想长生成仙,不能只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他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道教从此与儒家的礼教忠孝相结合,从民间走向官方。寇谦之和陆修静也分别在南北方对道教作了清整。陶弘景更是在著作《真灵位业图》中,初步建立起道教神仙谱系,不仅把儒家的圣贤尧、舜等列入仙班,而且把秦始皇、周文王、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也列了进去。
    总之,儒教作为中国正统的统治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外来的佛教和具有民间性的道教为了在中国社会中生存下去,只有适应当时儒教的大环境。道教毕竟是中国上生上长的宗教,只需把自身威胁统治者利益的民间性去除,即可在儒教的统治之下生存。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担负着既适应儒教又适应道教的重任。牟子的理惑论也是在论证佛教的观念与中国民众固有的儒道观念是有相似性的,是可以融合共存的。通过各自的努力改革,佛道两教形成了不同于其原本的、适应当时社会要求的模式,并且逐渐在中国社会的上壤中生根发芽。
    综上所述,儒佛道三教各自的特质表明了三者在各自的成长中必然要发生碰撞与摩擦,但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是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才是实质性的、主要的。从中国早期社会儒教道教产生之始、佛教传入之初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儒佛道共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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