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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诞庆祝的变革:展览会、演说与祭奠革命先烈

2020-04-12 10:10:29 点击数:

    在名称与宣传之外,道阶和筹备会又对庆典活动的具体项目进行了变革。法源寺1913年的佛诞纪念活动依然有水陆法会等传统的佛事活动,但同时新增了展览会、演说、祭奠革命先烈等新式活动。这些新式活动在当时往往被认为是有助于开启民智、增强国力、提高国家意识的活动,它们增强了佛教寺庙的包容性和佛诞庆典的近代性。

    展览会这一形式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传人中国。由于展览会能促进知识、信息和产品的流通,清末民初的精英阶层很快将它与启发民智、劝兴实业、增强国力联系起来。在1913年佛诞纪念会上,道阶就利用了展览会这一新颖的形式来促进有关佛教的知识和信息的流通。道阶将法源寺珍藏的包括六朝造佛像、唐善叶泥佛像、明造佛像、珑拍佛像、唐人写莲华经、宋人写金经、元人写金经、佛牙塔等在内的佛教文物悉数展出以供民众参观,其中还特意将一件由唐人所写的经书注明为教育部所送。教育部给法源寺的礼物由是起到了支持道阶变革佛诞的作用。通过展览会,道阶向参观民众证明了近代化的形式一样可以用来呈现佛教的文物与知识,因此佛教并未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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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说是道阶新增的另一项活动。在清末民初,演说常常被精英阶层视为一种独特的讲话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以白话直接向公众宣讲。由于演说较书报生动和贴近民众,因而备受重视。山西巡抚赵尔翼在1902年甚至认为演说是比新式学堂更为有效的开启民智的方式:“学堂之效,必在十年以后,不如白话演讲之力,敷陈甚浅,收效弥多。道阶为举办佛诞演说活动,特地在法源寺内设立了一个演说台。值得一提的是,演说台之外,法源寺内还另设有讲经堂。可见,道阶也将演说视为一种独特的讲话形式。道阶还用电灯对演说台进行细心的布置。电灯在民初还是稀见的现代产品,而用电灯装饰佛教寺庙更是少有。在五光十色的电灯的映衬下,演说台在听众前显得庄严“如净琉璃含宝月”,从而大大增强演说的效果。演说嘉宾则包括出席纪念活动的政要、社会名流,如大总统袁世凯的代表王书衡、河南都督代表史宝安、湖南都督代表余钦翼,以及各部总长次长、参众两院议员、各报社和学校的代表。这些嘉宾大多颂扬佛教救正人心的作用,有的甚至声称佛教是“中华民国今时第一要义”,拥护佛教就是拥护国家。尽管很难考证他们所说是客套还是本意,但这些嘉宾确实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演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佛教团体、肯定佛教的作用。

    另外,中华佛教总会的主要成员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也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圆瑛其时是佛教总会的的参议长,太虚则是总会会刊《佛教月报》的总编辑。两人的讲话主要是称颂释迩牟尼佛,并强调佛教绝非是迷信和落后的,相反昌行佛法有助于“救正人心、建立共和”。从演说嘉宾的构成和演说内容不难看出,道阶举办佛诞演说的主要目的,在于向民众强调佛教和佛教团体即使在民国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道阶在庆典中新增的另一项活动是祭奠革命先烈。祭奠革命先烈是民国参议院规定的国庆纪念日应有的仪式之一。因此与展览会、演说等活动比起来,它最能体现国家意志。而且通过道阶的安排,祭奠先烈仪式成为最富有佛教特色的新增活动。道阶以历时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来祭奠先烈,这期间革命先烈的遗像被供奉在法源寺大雄宝殿的念佛台上。道阶特地从南方请来专修水陆仪轨的法师,并动用二百余名诵经师参与仪式。道阶还另请来蒙古和西藏的喇嘛为先烈诵经持咒。这一举动颇有“五族”同祭先烈的意味,可谓盛况空前。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2月去世的前清隆裕太后,也是法源寺佛诞水陆道场追荐的对象之一。不过隆裕太后的遗像被设在了位置相对偏远的藏经楼下。法源寺一共有六进院落,革命先烈遗像所在的大雄宝殿处在第二进院落中,隆裕太后遗像所在的藏经楼在第六进也就是最后一进院落中。这一安排无疑是要突出革命先烈及其代表的民国在水陆道场中的主导地位。道阶以水陆道场祭奠革命先烈的方式使佛教团体与国家权力形成互动,它将国家意志与佛教传统结合了起来。佛教团体为国家祈祷,而国家的象征—革命先烈—则为佛教团体在民国社会的合法性和重要性提供支持。

    通过道阶的努力,1913年的佛诞纪念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日后的佛诞庆祝创立了一个新模式。太虚在道阶法师的传记中称,1913年佛诞纪念会的参与者都感叹自己从未见过类似的庆典。太虚甚至称赞道阶的庆典挽救了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最大光荣”。③对拓展中国佛教国际影响力颇有贡献的法舫法师,在评价道阶法师时,也认为开佛诞纪念会是道阶对中国佛教的一大贡献。太虚与法舫的评价并未夸张,从《申报》对佛诞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道阶的佛诞纪念会的确在不小的程度上改善了佛教在民初社会的形象。
    《申报》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当时的舆论。根据学者高万桑(Vincent Gossaert )的研究,《申报》对于中国社会宗教活动的报道在1900年后明显转向负面,主要体现在有关庙宇和赛会等宗教活动的新闻大量减少,往往只有发生意外情况时才会报道。《申报》的这一变化,应与1900年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将中国宗教传统视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制约息息相关。在1900年至1912年间,《申报》有关佛诞的消息不多,而仅有的报道也多为负面。如1906年4月《严禁佛会》一文提到上海宝山县以保护风俗为由,要求其治内寺庙无论平时或佛诞,不得再开设佛会等能聚集大量民众参与的活动。1910年时《申报》更刊登了《商会提倡商业教育之苦心》一文,认为每年各类神佛诞期的种种花费皆属浪费,应该一律挪用于兴办商业学堂,以培养有用的人才。但在1913年,《申报》却照登了佛教总会宣传佛诞纪念会的通电。《申报》之所以会为佛诞纪念会宣传,当与佛教总会强调该活动对国家和民众的公益性有很大关系。⑨而佛教总会说法的依据,就是道阶对佛诞活动的变革。在道阶引导下所开展的一系列公益活动,在证明佛教团体并未落后于时代的同时,也力图使当时的精英阶层看到佛教一样能起到变革风俗、改造社会的作用。从《申报》刊登纪念会通电的行为来看,道阶的努力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该报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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