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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岭南禅宗重清规戒律的背景

2020-04-15 10:42:39 点击数:

    明末社会急剧动荡,大批适合禅寺生活的百姓纷纷饭禅,士大夫竞相逃禅,佛教经历了自明中叶以来极度衰微的时期后,尽管还存在所谓“佛法下衰,狂禅满地”的现象,但在江南等地,禅宗一门总算迅速地复兴了。而岭南一地的佛门,在崇祯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情况还是相当不乐观。《长庆宗宝独禅师语录》卷二“博山老和尚忌日示众”即云:“最苦岭南前二三十年,无一人谈及个事。漫道个事,就持戒念佛也少。山僧当此时设有一人为我剖断,便愿身为床座,身为奴仆。阅人颇多,并无所遇,抵是一部《坛经》行坐不舍,如今得个着落线索,原从者里来。忆当时但愿者事停当,便深山穷谷,野鹿为群,就使在十字街头,破衣赢饭,终日叫化,也都甘心。后同灵泌弟参博山,便绝念岭南。”因(卷二)道独所说的“个事”,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参禅活动,与“持戒念佛”相对。他在这段话里所指的实际还仅仅是其生活的广州地区的情形。作为岭南都会和文化中心的广州尚且如此,则整个岭南佛门之岑寂到何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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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岑寂,是与岭南佛教在全国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广州自古就是佛教传入中国最为重要的海上通道,且唐代岭南就出现了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的六祖慧能和高僧希迁。有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底蕴,一旦得到外界风尚的诱导,自然会一发不可收。明万历二十八年(Z 600)至四十一年(Z63Z)间,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断断续续在韶关曹溪、广州光孝寺等地讲经弘法。此时岭南的佛门衰象尽管积重难返,然德清的弘化岭南之力,无疑为岭南禅宗的复兴种下了善因。故岭南向佛之人,在此激发之下,纷纷参学于名山大德。岭南佛教继唐代之后的又一次高潮的真正到来,正是要等到道独、道丘、函是、弘赞等人自江西等地南还传法之时。

    当然,这次佛教高潮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道独等人就有扭转乾坤的神通大力,而是在他们刚好遇上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机,并有超人的识见,对这个机遇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回应、把握与推动。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诉、海立山飞的时代。北方不愿仕新朝的遗民以及抗清失败的志士多逃亡岭表,以作最后的抗争;本土的抗清活动也是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士大夫的逃禅活动颇为频繁。道独、函是座下的广州光孝寺、海云寺、海幢寺及韶关丹霞山别传寺地靠广府大都或地理要冲,除同住颇众,即行脚、居士、信众亦黯。这对于禅宗的繁荣固然是可喜之事,然其中也暗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居士、信众之中多有深厚儒家文化背景的士大夫瞥缨之族,他们由儒入佛,基础甚好,作为个体的僧人悟入自然较快,故海云系设教,多走提持向上、直指心性一路;而其一旦入僧团,儒家习气极难根除,尤其是政治气氛较重,最为不利。据钮诱 ((瓤剩续编》卷三“事瓤”云:十力禅师,空隐和尚之上座。为人慷慨有才略,能诗,工八分书。少时久游西北边关及滇、黔、秦、蜀,多识天下豪杰……梵修之暇,辄抵掌谈四方兵将强弱,娓娓不倦。”川(卷三)即可见一斑。这自然更给丛林管理带来极大挑战。何况所属各寺处在繁华要冲,接来送往,人事纷繁,合寺同住倘有不如法或犯世法,势必为人所讥排,给寺院和世俗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故制定清规加以约束是必要的。

    士大夫逃禅或普通信众饭禅现象同样大量出现在肇庆地区。肇庆本偏处粤西,在明清两代却长期为两广总督府署所在地,且一度成为南明永历朝的行宫,也可谓龙凤栖息之所。但栖壑、弘赞座下的鼎湖山庆云寺作为一座新寺,参访其中的尽管多有政府官僚,甚至也曾引起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清平南王尚可喜等的关注,而大多数还是来自广府及粤西下层的普通百姓。这些信众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弱,对佛教的认识也不甚深,故鼎湖系之设教,必从最基本的戒律抓起。因为庆云寺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僻,环境封闭、安静,于佛教戒律的清修是相宜的。禅门而力弘律学,自然也容易引起人的特别注意,故当时得到信众的广泛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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