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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写作背景

2020-04-15 11:26:12 点击数:

    梁廷相的《海国四说》共有四部分,他的宗教观主要体现在第一部分《耶稣教难人中国说》中,后面的《合省国说》、《兰仑偶说》和《粤道贡国说》也有涉及。以往很多论者仅仅局限于《耶稣教难人中国说》一文,其实是不全面的。

    《耶稣教难人中国说》写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海国四说》刊刻于道光丙午年(1846)正月,这是基督教传教活动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其特点是由地下走向公开,规模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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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从支持耶稣会士到反对天主教。1723年,雍正登基后,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教禁,传教士被逐回澳门,教堂被充公,天主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后归于沉寂,从此在中国传教转人地下状态。尽管如此,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并未完全中止,没有撤走的传教士仍然秘密传教,教徒的数量还有不少,在岭南的情况尤为如此:“根据雍正十年六月广东巡抚鄂弥达的奏折可知,当时仅广州城就有男女天主教堂各8处,男天主教徒约万人,女天主教徒2000余人。到了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陆续来华。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1782-1834)到达广州,从事传教译经工作。1813年,英国人米怜(1785-1822 )被伦敦会派到中国协助马礼逊工作。1830年,美国人裨治文(1801-1861)到达广州,1832年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3年德国人郭实腊(1803-1851)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美国人卫三畏到广州。这些人在一口通商口岸广州或翻译圣经,或办刊物(新闻纸),或开西医院,传教活动虽然艰难,但还是有所推进。梁廷相从传教文字中接触到基督教,因此他说:“年来泰西所月行之新闻纸,译出传人内地,固半属劝人持教邀福。近复有习读中土书者,自刻其所得《圣书》中要旨,诊绎而序行之,遣人于粤东会城市集之地,按户遣送。其自序称:‘幼学师训于真经奥义,颇觉通晓,深悉《圣书》,情理真确,知中国人向未得闻。是以不远数万里重洋至此,学中国语言文词,意在传道。奈例禁严,不能人内地,兹择《圣书》最要数款刻之’云云。

    鸦片战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实行开放,条约中虽然没有提到允许传教的问题,但这五个通商口岸却为西方传教士在华长期居住、从事传教提供了便利。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外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1844年道光发出救令,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行非者,准予免罪,意味着自康熙、雍正以来长达百年之久的教禁由此解除。1846年,道光又发出救令,把天主堂旧址还给传教士。自此基督教传教活动进人公开时期,大批传教士络绎来华。

    对于五口通商后我国社会的变化梁廷梢深有感触,他说:“五口通商之后,固专于牟利,亦乐于行教。信教之心愈笃,斯传教之意愈殷。传欲其广,信欲其速,于是动以语言,劝以文字,诱以祸福。凡可以耸人闻听者,将无乎不至。”外国人到中国,主要是经商和传教。在传教士的极力推动下,人教人数快速增长,这便引起国人的不安,“议者极其事之所底,有虑其中于风俗人心而无如何,相与啃然太息者矣。”对于传教,是支持或反对,还是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反对者不乏其人,连熟悉夷务的魏源、姚莹也不例外,魏源把天主教传教士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还写人《海国图志》中,而且言之凿凿,似乎真有其事,姚莹则把天主教斥为邪教。梁廷柑经过思考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他写作《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缘起。

    梁廷相写作《耶稣教难人中国说》一文,参考了大量的文献,据李志刚统计,里面直接引证的著作、刊物有50多种。从梁廷相的文章还可以看出,他对基督教的钻研是很深人的,在分析其教义、教规时,对不同的人名、不同的说法都详加考证,辨其异同。例如,在叙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写道:“时自午至申,大地昏暗,(一云时月东行,掩蔽日光。一云太阳如夜,地震石破。此据马可所传《福音》。)殿堂帐帷,无故自裂。有富人(一云达官)私信耶稣者,亦名约色弗(一云其徒尼略得、若瑟二人葬之),求其尸裹以布,与尔马利亚葬之。”在这里,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自然景象有三种说法,是谁埋葬耶稣也有两种说法,梁廷柑均一一指出,说明他阅读了多种基督教书籍并做了详细的考证。冼玉清对该书评价很高,她说:“余读是书后,深服梁氏对耶稣教历史之深人透切、了如指掌,其论列《新旧约》之教,尤非一切翻译圣经者所能达出。论耶稣教文字之最佳之书,当推此矣。”《耶稣教难人中国说》是岭南人研究基督教的第一本著作,在岭南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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