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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佛教学术进入大学讲堂: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之一

2020-04-21 13:20:11 点击数:

    在民国以前的汉传佛教界,因明学的地位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因明学无用论。从佛教中国化的视角来看,汉传佛教能否合法存在,就看皇帝高兴不高兴,皇帝不高兴,佛教就是非法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汉明帝求法的故事,还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南梁时期的真谛曾经把因明学首先引进中国,但无人问津,很快变成了“死学问”。后来唐三藏玄奖法师再次把因明学输入中国,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到了北宋基本上没有人问津了。日本学者道端良秀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大陆上的佛教落后于日本海岛上的佛教的例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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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信的)因明学派逻辑学《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三卷,通过云黄山的行迪,送到了研究因明学的发祥地长安慈恩寺,交给弘道大师的门人,请求踢教。因不见任何答复,源信进一步著了《因明义断幕要注释》一卷,托杭州西湖水心寺齐隐,送呈慈恩寺弘道大师门人,请其释疑,后来也不见答复。这表明了源信对佛教学问的自信,也表明了……当时日本佛教文化已远远凌驾于北宋佛教文化之上。
    道端良秀的这种解释,笔者认为缺乏对大陆汉传佛教的深层次理解。大陆汉传佛教无论是隋唐八大宗派时期,还是宋元以来禅净互融互补时期,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如来藏问题,二是佛经诊释问题,三是祭祀祖先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大陆汉传佛教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央政府允许不允许佛教合法存在的关键所在,印度佛教因明学的护教功能,在大陆汉传佛教界完全消失了。换句话说,因明学在汉传佛教信仰的传播中,是多余无用的纯思辨理论,没有实用性,与大陆汉传佛教信仰的合法性挂不上钩。
    但是,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因明学的无用角色转换成了有用角色,这就是学术佛教的勃兴。所谓学术佛教,就是民国知识阶层关注的佛教,肇始于章太炎和欧阳渐。尤其是欧阳渐主导的支那内学院派,把民国学术佛教推向了巅峰,人才辈出,其门生纷纷进入大学讲授佛学,以登上北京大学讲坛的为例,就有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等人。因明学是支那内学院研究的重要学问之一,培养出了因明学大家吕微和熊十力等人。
    正是由于民国一流学者研究因明学,把传统的寺院学问,搬进了大学讲坛,是量化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指标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1886-1983 ),用现代西方逻辑连释因明学,在1938年出版了12万字的《因明大疏鑫测》,把古代印度佛教因明学的护教功能,与现代西方逻辑的学者书斋思辨功能接轨。另外,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讲因明学,并编写了讲义,取名《因明学概略》,在1931年出版。虞愚在厦门大学讲因明学,1936年出版了专著《因明学》。这3位大学教授是民国研究因明的“三驾马车”,开创了近现代因明学术研究的先河,功不可没。
    基于上述,民国学者通过对汉传因明的研究,把清朝汉传佛教唯一的祭祀功能多元化,把寺院里的佛教信仰转化为学术研究功能,引进了大学讲堂,成为汉传佛教在民国复兴的另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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